全国一卷语文

23.阅读下面的材料，根据要求写作。(60分)

他想要给孩子们唱上一段，可是心里直翻腾，开不了口。

——老舍《鼓书艺人》

假如我是一只鸟，

我也应该用嘶哑的喉咙歌唱

——艾青《我爱这土地》

我要以带血的手和你们一一拥抱，

因为一个民族已经起来

——穆旦《赞美》

以上材料引发了你怎样的联想和思考?请写一篇文章。

要求：选准角度，确定立意，明确文体，自拟标题;不要套作，不得抄袭;不得泄露个人信息;不少于800字。

《湖水》

​ 老舍说：他想要给孩子们唱上一段，可是心里直翻腾，开不了口。艾青说：假如我是一只鸟，我也应该用嘶哑的喉咙歌唱。穆旦说：我要以带血的手和你们一一拥抱，因为一个民族已经起来。三个人，三种表达，都在说同一件事——爱。可是后来的事，有些不太一样。老舍喜欢北京。那是一座旧城，胡同交错，茶馆林立，黄包车穿街走巷，小贩的吆喝声此起彼伏。他写这些，他热爱这些。他相信，生活在这里的普通人，哪怕是最底层的车夫、最沉默的茶馆掌柜、最平凡的一家人，他们的喜怒哀乐、挣扎与尊严，都值得被记住。他写《骆驼祥子》，写一个靠力气拉车的青年，曾梦想拥有一辆属于自己的黄包车。但命运三番五次将他踩在地上：被军阀抓壮丁、车被抢、所爱之人死于非命。一次次希望破碎，一次次尊严被剥夺。祥子最终放弃了所有理想，变成了一个麻木、堕落、随波逐流的“刺儿头”。老舍他懂这个人。他知道，这不仅是一个车夫的悲剧，是一整个社会对人的碾压，是“旧社会把人变成鬼”的真实写照。

​ 可是，写出这一切的他，后来也没逃过那个更巨大的铁轮。

​ 1966年夏天，文革开始。他被贴上“反动文人”“资产阶级代表”的标签，被剃阴阳头、戴高帽、挂黑牌、游街示众。那些他笔下心心念念的“群众”，曾经的读者，如今成了批斗会上的“造反派”。他们高喊口号、指着他的鼻子辱骂，殴打他的身体，撕碎他的稿纸。他被逼写检讨，却不知道自己到底错在哪里。

​ 他曾用笔为人民说话，如今却因为“写人民”而被人民推向深渊，现实往往比小说更残忍。

​ 艾青原本不姓艾。他本名蒋海澄。后来改了名字，取了“艾”这个字。有人说，是因为他喜欢艾草的品格——朴素、坚韧、不屈不挠，就像他自己。他一生都在写这片土地。他爱这片土地，爱它的泥土、风雪、百姓。他在抗日战争最艰难的1938年，写下《我爱这土地》：“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泪水？因为我对这土地爱得深沉。”那不是空话。那年，他流亡，贫困，生活如风中残火。但他仍相信：这片土地值得为之哭泣、呐喊、燃烧。

​ 可是后来，这片土地却深深地伤害了他。

​ 1957年，艾青被划为“右派”。他被剥夺了写诗的权利，被流放到遥远的新疆。在那片沉默的荒原上，他望见戈壁、雪山、远方的云，却不能写一个字。他曾用诗赞美祖国的大地，如今却只能在干裂的土地上修渠种地。他爱得太深，所以被伤得最重。在新疆，他待了整整二十年。二十年不能写诗，对一个诗人而言，是一种怎样的惩罚？他始终不曾诅咒这片土地，只是把苦痛咽下，在沉默中等待。1976年以后，他终于可以写诗了。人们又想起那首诗：《我爱这土地》。可是，谁还记得，那首诗，是在他最贫困、最卑微的时候写的？谁又能体会，那个说“我爱这土地”的人，被这土地抛弃过多少年？

​ 他一生都在写爱国，一生都在为土地发声，最后却被贴上“敌人”的标签。原来，爱才是最深重的罪孽。

​ 穆旦在西南联大读书时，写下许多充满激情的诗。《赞美》是其中之一，那是抗战最艰苦的岁月，他却在炮火与苦难中，看见民族的希望。他写道：“我赞美你，现在的中国，你正在脱去羞辱的外衣， 用你自己的痛苦，建造着未来的欢乐。”他用诗歌点燃信仰，赞美苦难中的坚韧，赞美挣扎中的尊严。他相信这片土地终将苏醒，这个民族终将重生。

​ 可是后来，他被这片土地沉默。

​ 1958年，穆旦被划为右派。他被迫从诗歌中退出。一个曾为民族呐喊的人，反被民族沉默。他的热望与信任，被时代轻易践踏。他曾高声歌颂“建造未来的欢乐”，却亲眼看着自己被未来遗忘。从那年起，他不再写诗，只翻译普希金、拜伦——将自己的灵魂寄托在异国文字中。他不是不爱了，而是不被容许去说出爱。他曾以诗为剑，如今却只能低头藏锋。1977年，穆旦去世。就在那一年，时代开始缓慢松动，迟来的转机终于显现。但他没能等到。他用整整二十年的沉默换不回一次发言的机会。

​ 他曾写下：“我赞美你，现在的中国。”可这个“现在”，却把他推入了永远的沉默。

​ 但在同一时间的彼岸香港与台湾，文学却正在开花。在香港，金庸正连载《笑傲江湖》，讽刺伪道德与权力之争。他笔下的江湖虽是虚构，却精妙地暗示了权力对个体意志的摧残。查良镛本人不需要“思想改造”，也没有“交代历史问题”，他坐在中环办公室里，一边写武侠，一边办报论政。黄霑在香港，正在创作《沧海一声笑》《笑傲江湖》《男儿当自强》等经典歌词。他的作品表达豪情、自由、个体意志。而李敖，用犀利笔锋一再挑战威权，虽屡屡封杀，却始终不绝于声。

​ 这让人想起更早的一些故事。商鞅辅佐秦国变法，推行法治、强军政，使秦一跃崛起，奠定了统一天下的根基。他是这个国家最早的建设者之一。可等到秦孝公去世，新君即位，政敌反扑，商鞅无处可逃，被以“谋反”之名处以车裂之刑。他用铁血铸起了帝国的根基，最终却被这帝国撕裂。李斯也是一样。他作为秦朝丞相，推行书同文、车同轨，辅佐秦始皇完成千古一帝的蓝图。可始皇死后，赵高掌权，李斯被陷害入狱，临刑前拉着儿子的手哭着说：“欲为忠臣，反成乱臣。”他被腰斩于咸阳街头，尸骨无存。

​ 他们为国家尽心尽力，到头来却死于国家之手。这样的故事并不是古人专属。在更近的时代里，那些默默做事的人，那些投入全部热忱与才智、想把事情做好的普通人，也常常突然被告知：“不再适合现在的岗位。”理由听起来总是很体面，像是“组织调整”“优化结构”，甚至还会冠以“为社会输送人才”的好听话。但他们心里明白，自己不过是被系统悄悄地清除出去。那些年熬下来的努力、苦心积累的经验，就像从来没存在过一样。

​ 他们都深深爱着这个民族。艾青说“我爱这土地”，穆旦写“赞美”，老舍用一生书写平凡的中国人。他们不是反叛者，而是最温柔的建设者。但当时代变脸，最先倒下的，正是这些最无防备的理想主义者。他们太相信笔的力量，太相信语言可以挽回人心。于是，才会在风暴中孤身伫立，不知何时被吞没。而历史，只会在多年后，才缓缓地说一句：“他们其实是对的。”

​ 可惜，这片土地的泥太硬，气候太冷，风雨太急。他们在这里沉默、挣扎，被误解、被伤害。也许在另一个世界，如果老舍还活着，他会写出属于新时代的《茶馆》，让那些真正的市井人物昂首走上时代的舞台，而不是只能在面目全非的古装剧里，看达官贵人谈笑风生。艾青的诗不再嘶哑，而是在春风中轻轻吟唱《我热爱这自由的人间》，而不会被人冷笑：你为何不先爱你自己？穆旦则会站在讲台上，朗读自己沉默多年后重新写下的诗句，不必再借用别人的语言，而能用自己的声音，坦然诉说灵魂。不同的土壤，决定了谁能开花，谁只能被深埋于泥。

​ 他们也许不是不够好，只是太好了，不适合这里。

​ 在历史的光影中，被温柔以待的，往往不是最耀眼的灵魂，而是最擅长服从的面孔。那些敢于直面人心与黑暗的作家与思想者，渐渐嘘声，末入沉默。而真正得以安然退场的，却常是那些熟谙权力逻辑、甘愿栖息于阴影之下的人。他们会遗憾吗？“当年的拉萨之虎岂是软弱到离不开儿女恩情守护的人？自欺欺人罢了吧！想必这个时候，一代巨人更想要拉住的一双手还是多年前负气出走的女儿吧！”而那些孤身写诗、呐喊、抵抗者呢？他们会叹息吗？还是早已知道，这样的落幕，才是写给理想主义者最无声的悼词。

​ 那些发声的诗歌虽然已从高考语文课本中悄然移除，但太平湖还在那里。湖水依旧很浅，也依旧安静。大多数时候，它只是个普通的湖，静静地躺在一个普通的公园里，有人匆匆路过，有人停下来看看。历史，它就在那里，不因被铭记而更沉重，也不因被遗忘而更轻盈。

• 比喻用的太多，把我的意图暴露太明显
• 句句高潮，真的是高考作文
• gpt-4o虽然把原意表达出来，但是没有留白，没有很深的感受。

《湖水》

老舍说，他想给孩子们唱一段歌，可是心里翻腾，张不开嘴。艾青说，如果他是一只鸟，也要用沙哑的嗓子唱。穆旦说，他要用带血的手去拥抱大家，因为这个民族站起来了。他们三个人，三种说法，其实讲的是同一件事——爱。可事情的走向，后来变了。

老舍喜欢北京。那是座老城，胡同交错，茶馆很多，黄包车穿街走巷，小贩的吆喝声此起彼伏。他写这些人和事，写他们的生活、他们的希望和挣扎。他觉得这些平凡人的喜怒哀乐值得被记住。《骆驼祥子》里，祥子想买一辆属于自己的黄包车。但他一次次被命运打倒，被抓去当兵，车被抢，喜欢的人也死了。最后，他成了个混日子的“刺儿头”。老舍明白他，这不只是一个车夫的故事，是整个旧社会压垮了人。

可写出这些的人，最后也被压垮了。

1966年，文革开始。老舍被说成“反动文人”，头发被剃成阴阳头，被戴上高帽子，挂着黑牌子游街。那些曾经看他书的人，这时站在批斗台下，大声喊口号，骂他、打他、撕他的稿子。他写过那么多为老百姓说话的作品，却因为写老百姓而被老百姓推下去了。他不知道，自己错在哪里。

那年夏天，有人说在太平湖边看见了他。湖水很浅。

艾青原本不姓艾。他本叫蒋海澄，后来改了名，选了“艾”这个字。有人说，是因为他喜欢艾草，朴素、顽强。他一生写土地，写这片他热爱的泥土、风雪和百姓。1938年，他写下《我爱这土地》。那时候他穷、流亡，但他说：“我对这土地爱得深沉。”

但后来，这片土地也让他很痛。

1957年，他被划为右派，被送到新疆。新疆很远，风大地旷，他在那里种地修渠，看着雪山和戈壁，却不能写诗。二十年不能写诗，对他来说，是最重的惩罚。他没咒骂这土地，只是一直等。1976年以后，他又能写了，大家又读起《我爱这土地》。可很少有人记得，那诗是他最艰难的时候写的。他深爱的土地，曾把他放逐。

他说“爱”，结果成了罪名。

穆旦在西南联大读书时写了不少诗。《赞美》是其中之一，他说他看见了民族的希望。他赞美这个“现在的中国”，说它在用痛苦换未来的欢乐。他相信这个国家会变好。

后来，他也被沉默了。

1958年，他也被划为右派。他不能再写诗，只能翻译普希金、拜伦。他曾用诗歌鼓舞人，现在却被逼沉默。他的热情和信任，被这个时代轻易地踩碎。他低头翻译外国诗句，把话藏在别人写下的文字里。1977年他去世。那一年，事情慢慢开始有转机。但他没等到。

他当年说：“我赞美你，现在的中国。”可这个“现在”，让他彻底沉默。

那时，在香港和台湾，另一种文学正在成长。金庸在香港写《笑傲江湖》，故事虽然是武侠，却也写人和权力之间的关系。他在办公室里写小说、办报纸，说话自由。黄霑写词，《沧海一声笑》《男儿当自强》，都讲自由和担当。李敖在台湾写文章，批评权力，虽屡次被禁，但没被噤声。

这让人想到更早的事。商鞅帮秦国变法，让国家强大。可秦孝公一死，他就被车裂。李斯是秦朝丞相，推动统一文字和度量衡。可始皇死后，他也被处死。他们建了国家的根，最后却死在国家手上。

今天，也有类似的事。一个员工，兢兢业业干了十年，有天被通知不适合岗位了。告知方式很体面，还有欢送会，合照、献花、奖状，一切都有。只是，他不再属于这个地方。

他们都深爱这个国家。艾青写“我爱这土地”，穆旦写“赞美”，老舍写老百姓。他们不是反抗者，而是一直在建设。但风向变了，他们倒下了。他们太相信语言的力量，以为真心能换真心。于是，他们在风暴中站着，不知道哪一天会被吞没。

多年后，历史才轻轻说一句：“他们是对的。”

只是，这里的泥太硬，气候太冷，风太急。他们沉默，被误解，被伤害。如果老舍还在，也许还能写出新时代的《茶馆》。只是现在，人们更习惯在古装剧里看达官贵人说笑了。艾青的诗会轻声吟唱，不再沙哑，不会有人讥讽他不爱自己。穆旦也许会站在讲台上，念出他憋了半辈子的诗，用自己的声音。

不同的土壤，会长出不一样的花。有些人不是不够好，只是太好了，不适合这片地。

历史里，最先被遗忘的，往往是最真诚、最理想的人。他们不善权术，不会逢迎，只能写，写到底。他们的诗，现在已经从语文课本里悄悄消失了。但太平湖还在，湖水依旧很浅，也很安静。大多数时候，它只是个普通的湖，在一个普通公园里，普通人路过。

这样也好。有些事，不需要天天提起。有些话，不必反复说明。只要在需要的时候，还能想起来就够了。

• 去掉华丽的用词后，反而更有感情
• 使用克制的笔调，知道什么时候该闭嘴了